跨媒介傳播古代文學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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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媒介傳播古代文學論文

一、信息革命對文化媒介傳播路徑的影響

傳承文化經典的最好方式,是讓傳統與創新兩種創作狀態比翼齊飛,因為改編經典也是原創力量的一種展現。我們過往亦有一些出色的案例,比如電影《英雄》中對反恐戰爭的隱喻,《臥虎藏龍》中對江湖天下的重塑。而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天機?富春山居圖》雖然有一個宏大的文化愿望,但缺乏高質量的劇本支撐,最終的藝術效果令人失望,更遑論比肩《達芬奇密碼》了。值得一提的是,皮影動畫戲劇這種新藝術形式,創造性地應用高科技將皮影戲與真人表演相結合,實現了環境渲染、內心折射以及虛擬對話等多重功效,讓觀者驚嘆古老的藝術也可以如此前衛。還有像昆曲《牡丹亭》在舞臺上建造了一座雕梁畫棟的飛檐亭臺,越劇《柳毅傳書》以超屏天幕海市蜃樓般展示出美輪美奐的“龍宮”,這些都體現了媒體融合技術在中國古代文學傳播方面的巨大功效。以交互為特性的超設計成為信息革命影響下文化傳播的未來途徑,它已無限接近印度裔美國人類學家阿爾讓?阿帕杜萊
所稱的全景式“媒介景觀” 。而基于大規模遠程通信技術的遙在藝術
形態,則使得文化產品的遠程制作、操控、傳輸、接收、欣賞成為可能。因此,探討傳統人文精神的繼承與發揚,在信息社會里已演變成一個新媒體語境下文化實踐領域的問題,其分析必須置于信息化視野下的文化生態環境和文化經濟立場中,并以平和與開放的胸懷來審視古代文學經典元素在當代社會中的保存、發展、變遷,建設一種面向世界的傳統文化的創新傳承氣度與全球傳播機制。

二、信息社會中古代文學全球傳播的機遇

2013 年 12 月 4
日,中宣部部長劉奇葆與來華參加“漢學家與中外文化交流”活動的各國漢學家座談,寄望大家持續關注、積極譯介中國優秀文學藝術作品,使國際社會更好地了解和理解中國,認識到實現“中國夢”也是世界的機遇。在當今時代,中國傳統文化可以通過各種媒體融合平臺和新傳媒渠道來實現全球傳播,并且光耀和潤澤其他文明。講好中國傳統故事,能夠使西方認識到自由、理性、法制、人權、平等、個體尊嚴等價值觀,如果不與東方文化進行有效的溝通和對話,極可能異化為非價值,而人類整體文明要繼續前行,也必須有中華文化的注入和補充。通過中國古代文學故事的當代改編和創新傳播,可以使西方國家更清晰地意識到,自由之外有正義,理性之外有慈悲,權利之外有責任,東方文化以其生動的人文主義特性,能夠成為世界哲學的原創組成部分,并提供完善的世界性公民語言和信仰體系。在美國哈佛大學,由東亞語言與文明系“瓦爾特?克萊因中國歷史終身講席教授”普鳴
主講的“中國傳統道德與政治理論”,已經成為最受歡迎的三門選修課之一。

在大數據
時代,全球文化創意產業格局正在重塑,中國古代文學傳播必須在新的產業鏈中謀求新突破,尤其是借助信息科技和媒體融合環境更好地倡導恕道和仁道,以平等對話的姿態緩釋和滌除西方強權主義所致的零和博弈之消極后果。而傳統藝術的全球傳播不僅有利于弘揚中國文化,也為世界藝術的發展起到了有力的推動作用。雖然我們有著悠久的歷史文化,但今天的觀眾一般不會主動去閱讀傳統的文獻記錄,在媒體融合技術日益發達的社會情境下,必須憑借多維的信息媒介使古典資源與經驗得到最大程度的輻射與推衍。也即是說,要想不斷延長傳統文化的藝術生命,就要與時俱進地加入新編元素、增加新創內容,用可持續發展的眼光打磨新經典。我們完全可以借力媒體云上的傳播優勢,引導全世界的受眾主動關注中國傳統經典。文化產業已上升為國家戰略,文化經濟也形成基本共識,接下來需要考慮的就是信息社會中文化資本
的可持續性,即經濟意義上的文化資本及其存量所產生的線下與線上服務流的良性運行。古代文學的跨媒介傳播手段可以多種多樣、異彩紛呈,尤其是小眾藝術家甚至一般文藝工作者、愛好者都能以個性化的眼光和策略,關注中國古代文學內含的各種生動的主題,并以自身經驗創制跨媒介的新媒體文藝作品,創造性地傳承和傳播民族傳統文化。像流傳在浙江地區的中國四大民間傳說之一的梁山伯與祝英臺的故事,其衍生作品竟有幾十種地方戲和曲藝形式,著名導演李翰祥、徐克等都先后拍攝過同名電影。又比如動畫片《蝴蝶夢》將該民間故事演繹得凄美生動,更憑借劉若英演唱的主題曲《蝴蝶》、蕭亞軒演唱的插曲《你是我心中一句驚嘆》,以及
B. A. D
演唱的插曲《馬文才》贏得了年輕人的廣泛關注。著名音樂人陳鋼與何占豪合作之小提琴協奏曲《梁祝》和臧天朔創作并演唱的《夢蝶》,更是把梁祝的浪漫意境在聽覺藝術中發揮到了極致。正如西班牙裔美國社會學家曼紐爾?卡斯特爾
所說: “
權力和財富的空間不斷向世界的各個角落延伸,但人的生活和經驗則永遠根植本土,即在其自身的漫長歷史里,它循環往復于特定文化的表現序列中,而每一種具體的排序也均是依據特定文化結構所致的不同路徑和意圖而定”。

在全球化的信息社會中,我們需要真正進入由偉大預言家歌德(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近兩個世紀之前提出的“世界文學”的傳播場域中,就像著名批評家詹明信 30
年前所言,“世界文學”在我們這個時代必須重塑,因為它已經成為了一種文化模式。如何借助日新月異的信息與傳媒科技,更好地向發達國家輸出自己的傳統文化,創建自己的藝術品牌,提升軟實力水平,這是今天我們文藝工作者必須直面的核心命題。由中國傳媒大學電視制作中心策劃立項,著名導演高希希執導的新版《三國》,獲得
2011
年東京國際電視節海外電視劇特別大獎,甚至有一些日本粉絲團體組建了一個新聞編輯部,模擬派出記者穿越到三國時代采訪,隨著劇情進度持續發回相關報道,這些都使得中國古代文學名著的海外傳播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另外一個不容小覷的文化輸出途徑就是網絡游戲產品,玩家在參與游戲的過程中,潛移默化地感受和解悟到中華文明的基本價值觀念,如《赤壁》《誅仙》《畫皮》《封神榜》《夢幻西游》《水滸
Q
傳》《成吉思汗》《仙劍奇俠傳》等都是這樣,許多甚至風靡東南亞等海外市場,在一定程度上擴大了傳統文化的影響力。各種創意產業模態的介入,可以有效推動中國古代文學的傳承與傳播。我們必須把握住信息革命和全球化帶來的契機,深刻認識信息社會、媒介社會的本質特點,主動面對新媒體技術可能導致的國民文化自信心弱化的挑戰,積極創造多媒體融合的藝術語境,激勵古代文學傳播的研究者與實踐者積極應對信息化浪潮的沖擊,用全球本土化
與增益全球化 相結合的新思維方式推動中華傳統文藝的復興。

三、媒體融合語境中的跨媒介文學傳播方式

2013
年中國時尚產業論壇的主題,聚焦新媒體和大數據帶來的信息傳播方式的創新對大眾趣味、文化面相、社會觀念、美學風格,以及文化金融資本和消費功能的影響,這對于我們以古代文化的創新傳播建構本土藝術時尚品牌提供了重要思路。恰如德國哲學家西美爾
所云:
“時尚的新奇感永遠是剎那間的魅力,展示出強烈的現世感,以變幻多樣的形式不斷增強對品位、信念乃至道德的影響”[8]。在此基礎上,利用一切便利的新媒體平臺擴大傳統文化的輻射面,盡量避免信息化語境中的移動裂谷
可能對文化邊緣社群產生的不利影響。跨媒介文化傳播在媒體融合技術日臻成熟的今天,完全可以在創意產業中進行廣泛運作。比如前不久上海交響樂團微電影交響樂《女書》獲智利圣地亞哥藝術節、比利時布魯塞爾音樂節簽約意向,中國國家話劇院話劇版《青蛇》獲澳大利亞墨爾本藝術節邀請,河南博物院華夏古樂藝術團獲波蘭弗羅茨瓦夫國際音樂節邀約。

戲曲媒介傳播

這屬于最原始、最傳統的媒介傳播方式,卻仍然有創新的巨大可能。京戲街舞劇《融》涵納了太極、醉拳、埃及手和街舞,昆曲肢體劇《陀螺》則融匯了昆曲、肢體劇、現代舞等元素,后者更以戲曲、雜技、舞蹈和打擊樂的有機融合,運用寓言的方式表達社會人的無奈、身份認同的惶惑、坐困愁城的抑郁以及心靈深處的掙扎,頗可印證德國耶拿大學理論哲學家沃爾夫岡?韋爾施
所云:
“全球化帶來的最迫切的問題就是身份認同的問題———人的身份認同以及文化的身份認同”[10],因而具有強烈的現代性喻指。張藝謀執導的取材于《左傳》中“鄭伯克段于鄢”故事的京劇作品《天下歸心》,其所采用的多媒體手段雖僅點睛般寥寥幾筆,極盡簡約卻充滿想象智慧。比如借助各型舞臺技術團隊用多媒體皮影呈現鄭莊公平叛的戰爭場面。此后音樂聲響起,演員們的身影疊加在皮影之上,最終破紙而出,幾位主要人物也正式登上舞臺,大大拓展了花臉、老旦等行當的舞臺表演空間。即便是傳統戲曲的創作,在信息化語境下也必須充分利用媒介化傳播(
mediated communication) 來盡量填平知識鴻溝 。

音樂媒介傳播

中國古典詩詞博大精深,但能有曲譜流傳的非常稀少,所以根據古文獻中的詩詞曲新編古樂和新創古風歌曲,也是傳承和傳播古代文學的重要途徑。比如鄧麗君《但愿人長久》取詞于蘇軾《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郭文景《愁空山》淵源于李白長詩《蜀道難》,姜育恒《梅花三弄》化用裴休《宛陵錄?上堂開示頌》和元好問《摸魚兒?雁邱詞》,還有徐小鳳《別亦難》、伊能靜《念奴嬌》、霍尊《卷珠簾》、毛寧《濤聲依舊》、鄧麗君《人面桃花》、梅艷芳《床前明月光》、黃安《新鴛鴦蝴蝶夢》,以及中央民族樂團敦煌曲譜《水鼓子》、上海民族樂團敦煌曲譜《急曲子》、河南博物院華夏古樂藝術團《詩經》、香港歌劇社合唱團《聲聲慢》等。趙麟為馬友友創作的協奏曲《度》,表現的是《大唐西域記》的故事,三個樂章名為“相”、“喜”、“悟”,以表現玄奘西行取經不同階段的心境。作品力圖用最純粹的音樂來表達復雜的思想,旋律和風格趨向傳統,配器與和聲則運用不少新穎的手法,馬友友的大提琴呈示出人性的精神和追求,吳彤的笙則注重表現佛法的玄妙,這種東西文化對話的構想,較好地呼應了整部作品的主題。

影視媒介傳播

大銀幕電影是古代文學傳播最重要的媒介之一,四大名著都有多部同題影視作品甚至戲說、搞笑的翻拍版。然而,近年來的大多數相關題材影視,基本上都是從純粹商業、娛樂甚至媚俗角度出發,往往不太尊重文化傳統和藝術真實,甚至折騰出許多俗不可耐乃至亂不堪言的輕薄之作。近兩年的作品中,王競導演的《大明劫》放棄了戲說式的編排手段,充分利用各種古物和文獻,關注歷史細節的逼真精致,只在確有必要的地方用
CG
技術進行加工和渲染,沒有刻意追求唯美、炫目卻違背歷史規律的視覺奇觀,而是在風格上努力傳達明朝末年凝滯沉重的氣息,以凸顯一種年代感和末世情懷。濃重的霧氣、陰郁的天空等營造出的冰冷色調,烘托起令人窒息的詭譎神秘的氛圍。片中的服裝、家具,乃至火器、鎧甲以及西北獨特的人文地理環境,造成一種具有震撼性歷史美學特征的藝術張力,人性的掙扎與人心的博弈使得歷史面相得以最大限度的呈示。而改編自《西游記》第九至十一回的《唐皇游地府》,則以極簡主義手法與黑白影像風格,巧妙地運用了連環畫和字幕,將現實的中國故事置于歷史語境下,批判性與幽默感兼而有之。

全景媒介傳播

譚盾創作的多媒體交響樂《女書》,利用 13
段視頻再現流傳在江永地區人類歷史上唯一現存的女性文字,及其背后為抗爭壓抑的環境而創造出的遺世獨立的精神家園,其人類學價值已然超越音樂本身。《女書》的開場就頗有“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的韻致,其原始音源極具瑤調“盤古開天”之旋律。全曲十三樂章以揭示女書起源的“秘扇”始,描摹她們與河流親密關系的“水搖滾”終,講述江永女性絢爛而平淡的一生。選擇豎琴擔當主奏,音擬琵琶,沿襲了此前《地圖》的時空交疊與變換無端的質感。自然之調、器樂之音和吟唱之聲呢喃纏繞,而幕布上呈現的
13
部微電影則使樂隊宛似倘佯于如畫的山水,在新媒體影像的多重反轉中漸漸逼近真義。作品以視頻故事為主線,以豎琴為橋接手段,樂隊與豎琴獨奏則對微電影中的女書演唱進行延展。視頻音聲與交響樂隊間的轉換連接非常簡潔流暢,而被稱為“譚氏烙印”的“水鼓”與“擊石”等樂器的使用,更給觀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女書》將非物質文化景觀與現代交響樂演奏相結合,致力于從藝術創作的角度來推動非遺保護,弘揚傳統女性文化,其立意令人欽佩,而用心更令人折服。在“三網融合”與“三屏合一”為表征的信息社會中,文化傳播越來越依賴智慧城市尤其智慧型信息設施建設。而以智能手機、平板電腦等為代表的移動屏性媒介,更使信息流源源不斷地匯聚到我們眼前,如何吸引資訊爆炸年代的受眾,是當下文藝作品生產的最大困惑。

中國古代文學經過歷史演變,已經非常飽滿豐富且自成一體,很難再做加法去增益它的魅力,不妨將其中的經典元素抽取一點出來,然后與其他藝術形式相融合,這往往會產生意想不到的效果。我們也可以從全新的視角來厘清古代文學作品里“中國夢”內涵的流轉與變遷,選擇契合時代潮流的歷史故事進行改編,避免對外傳播中的文化隔斷,即文化斷層及其所致的傳統湮沒。恰如美國傳媒學者詹姆斯?凱瑞
所云,“傳播確切地說是一種互動,它不僅是再現或描述,事實上也是對世界的塑形與建構”。在此基礎上,再嘗試借助多媒體融合的全息技術進行文化創新實踐,重估我們面對世界藝術的無限可能性。

四、結語

最近一百多年來,人類社會的信息化程度不斷加速和聚攏,依次經歷了攝影術、電報、無線電、電視、半導體、英特網、個人電腦、移動互聯網等新技術產品的創造性發明和大規模使用。而隨著云計算、物聯網和相關業務的發展,宣告世界正式進入云遷移的前奏即澤它
時代。在這個媒介和信息科技風生水起的全球化世界,傳統文化的傳承與傳播也面臨著重要的機遇和巨大的挑戰。雖然媒介本身并沒有力量來啟動有益的變化,但是技術會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社會變化進行迅捷而廣泛的傳播。我們設想的中國古代文學跨媒介傳播的基本路徑是,首先匯攏和聚集散落于民間的大量傳統智慧和美德故事,接下來通過大數據分析對各種故事元素進行拆解重組,最后依據“創意驅動”原則來制作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新媒體文藝產品,減少在古代文學傳播過程中可能遭受到的阻力,實現在全球文化產業鏈中的利潤最優化、影響最大化。

作者:朱平 單位:杭州電子科技大學人文與法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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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學古代文學論文

一、文學地理學是一個新的文學研究領域

也是一門新的比較文學分支學科,所以,新的術語與概念的提出對于中國文學地理學的研究是極其重要的,從該書的研究目標而言,它們也是相當適用的,并且也是十分必要的。該書的理論性與學術性,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體現在這樣一些新的概念表述與話語方式上。大量的統計數據,是作者研究中國歷代文學作品與文學史的結果,也是支撐該書所有論點的堅實基礎。80多個圖表與統計表,分布在全書的五章之中,許多論點就是靠這些圖表來進行論證的,多數圖表都很直觀、具體,具有強大的說服力。圖表統計是文學地理學研究的基本方法,是借用地理學的研究方法來研究文學,沒有想到梅新林運用得這樣到位,是其著作的最重要的特色之一。正是以上三點的統一,讓這部中國文學地理學研究著作達到了很高的學術水準,開創了中國文學史特別是中國古代文學史研究的新境界。

二、然而,《中國文學地理形態與演變》一書

只能是處于一定的歷史階段,因此它的局限性也是必然存在的,本文主要就第二章《流域軸線與文學地理》來談一談這個問題。筆者認為,主要存在以下三個問題:①圖表統計的來源問題。在這一章中,主要的圖表是四個流域著名文學家的分布圖,這些統計數據本身是有意義的,然而統計的根據是什么?什么樣的文學家才是“著名”的?作者也指出這些統計數據的來源是譚正壁先生所編的一部辭典,不過也是存在問題的:一方面,這部辭典是不是具有權威性?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學者所編的與文學相關的全書之類的出版物,可謂眾多,如《中國大百科全書》文學各卷、《辭海》之類,自然是具有更大的參考價值。另一方面,可以以一部為主,還可以參照許多其他經典性的著述,包括《全唐詩》、《全宋文》、《全清詩》之類。這樣才有比較充分的依據,同時也有統一的標準。這樣的數據是不是可以說明某一個流域文學歷史的變遷與中心的轉移問題。作家與詩人的產生是與地理相關的,并且自然地理與人文地理環境也是決定性的因素之一,然而在某一個特定的時代,這個省多一個、那個省少一位詩人與作家,也許并不說明什么問題,特別是不可能一對一地說明流域中文學流變與文學中心轉移的問題。因為詩人作家的產生具有偶然性,同時作家詩人也是不斷流動的,出生地或者客居地對其創作所產生的影響哪個為大,存在多種多樣的情況。如果說到文學歷史發展的周期,作家的數量能不能夠說明它們的周期,也許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四大流域軸線擁有各自不同的生命節律與周期。黃河流域軸線較之其他三大軸線具有先發優勢,其中先后經歷了自西租東運動的四次波瀾。第一波始于傳說中的炎黃時代,終于商代;第二波始于周代,終于戰國;第三波始于秦漢,終于南北朝;第四波始于隨唐,終于清代。每一波都是從上游開始,經過一定時間的徘徊,最終止于下游,然后又開始新一波自西租東運動,以此往復循環。”這樣的觀點是不是經得起推敲,的確也是一個問題。以流域軸線來說明整個中國文學地理的問題,也許并不科學,不可能具有合理性。“北線諸省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其中山東由53人增加到96人,河北由31人增加到48人,北京由8人增加到23人,天津由0人增加到3人,但南線數量升得更快,其中居于第一、二位的江蘇、浙江分別由327人、317人上升到481人、411人。安徽位居第三,由80人上升到98人,增幅不多。另,上海由55人上升到78人,位居第五,增幅比較可觀。所以元代以來運河流域文學軸線向南線傾斜趨勢在明代進一步加劇之后,至清代依然沒有根本的改變。若以元明清三代京杭大運河南北兩端所在北京與浙江文學家的數字變化做一比較,則分別為25∶144,8∶318,23∶411,后者分別為前者的5.76、39.75、17.87倍,可見從元到明,彼此的差距迅猛拉大,而到清代,似有所縮小,但相對于元代而言,依然不成比例。”因為黃河流域、長江流域與珠江流域是中國人口集中的地區,也是文化發達的地區,運河流域自隋朝之后,也成為重要的文化與文學區域之一,可以說明中國文學地理的主體內容,然而廣大的西北地區、東北地區與西南地區,特別是蒙古草原與新疆南北地區,都并不在這四條河流的流域之內,那么它們的文學地理是如何的呢?所以,我們認為中國的文學地理不可能在流域軸線之內來進行全部的合理的闡釋,因為還有山地與草原,也還有邊地與沙原,因為那些地方并不是沒有人居住,詩人作家也是存在的,雖然不像上述四個流域,那么眾多,那么顯著。

三、結語

《中國文學地理形態與演變》是中國文學地理學研究的重要成果是自不待言的,對于我們從事文學地理學批評與文學地理學研究,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我們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只是為了與同行進行討論,以讓文學地理學研究更加完善、更加科學,除此無他矣!

作者:胡朝霞 單位:南華大學外國語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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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學古代文學論文

一、從學科史視角對國學與古代文學進行認識

在我國古代文學的不斷發展中,“文學”在很多典籍中出現過,例如:孔子的《論語》就是比較經典的古代文學。在漢代時期,“文學”也被稱作是“文章”,是一切書面行為和作品的統稱。由此可見,古代文學和國學在早期時候沒有明確的被區分開,古代文學既包括現代人公認為文學的相關題材,也包括部分不屬于文學的體裁。因此,從學科史的角度對國學與古代文學的關系進行分析和探討發現,部分研究者給以的解釋是古代文學屬于國學范疇,但是,實際上古代文學和國學又存在一定差異。

二、從研究史視角對國學與古代文學存在的異同進行分析

從國學與古代文學的研究范圍來看,國學研究的是詞句、文理、考據等,是對事物的本真進行分析和辨別,主要包括文字學、版本學、辨偽學、目錄學、訓詁學和校勘學等多個方面。從古代文學的作品來看,主要分為先秦、秦漢到唐代、唐代到元末、明初到五四運動這四個時期,其中,詩、詞、歌、賦、傳奇、小說等都是古代文學的體裁。在國學與古代文學的相互影響下,中國文學文獻學的形成,給目錄學的發展提供了重要基礎,主要包括刻印、排版、辨偽、檢索等,對中國文化發展帶來極大影響。由于國學與古代文學的研究角度各不相同,一樣的作品會產生不一樣的研究效果,從兩者的研究方法上來看,既有相似之處,也有不同之處。例如:在對《詩經》進行研究時,國學研究的是其中的目錄,古代文學研究的是各種詞賦的寫作手法和表達的思想感情等。由此可見,從研究史來看國學與古代文學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也可以從不同層次進行研究,使國學與古代文學具備各自的特色和研究體系。

三、從學術史視角對國學與古代文學的發展歷程進行探討

一般情況下,學術史包括學術人物、學術事件、學術流變等,從學術史角度,對國學與古代文學進行的發展歷程進行探討,可以更全面的了解國學與古代文學的關系。在實際研究過程中,國學學術史和古代文學的學術史主要包括如下三個方面:一是,國學與古代文學之間的相互滲透,早很多古代文學中得到了證實。其中,宋學和宋代文學觀念的關系,是國學與古代文學相互滲透的典型代表;二是,國學學術史具有比較獨特的特點,在很多時候可以更好地凸顯文學家多方面的思想觀念,使古代文學家的思想得以充分展示。同時,可以幫助研究人員更全面地研究古代文學的文學成就;三是,現代文學研究中,國學學術史和古代文學學術史的相關研究必須客觀、公正,才能對國學學術史和古代文學學術史有更全面、深入的認識和評價。因此,從學術史角度進行研究,可以對國學和古代文學的關系有更系統的了解,從而為相關研究提供可靠參考依據。

作者:牟春語 冀馬超 陳旭健 單位:沈陽理工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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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比教學古代文學論文

一、適當運用對比教學法

本文所謂對比教學法,主要針對以下三種情況:一是將古代文學中同屬一系列題材的文本進行對比;二是將古代文學作品與現當代文學作品、外國文學作品進行對比,分析它們在文學元素的異同;三是對于某些有爭議的作品或文學現象,可列舉學界的多種觀點,讓學生對比分析。筆者認為,在古代文學史的教學中運用對比法,可調動學生的積極性,拓寬學生的視野,從而收到較好的教學效果。下面試分述之:第一種情況最適合用于中國古代文學中的世代積累型作品的教學中。所謂世代積累型是指不同時代的人對同一種題材進行不斷加工完善,最后由文人編訂而成的作品。在教學中,教師可以將要講授的作品與其前代同題材的作品進行對比,讓學生思考文本中人物、情節、線索、沖突、主題等文學元素的變化。如《西廂記》的教學就是比較典型的例子。眾所周知,《西廂記》的故事來源于唐代元稹的《鶯鶯傳》傳奇,隨后又經歷了宋、金、元時期民間和文人的重新闡釋。在教學中,教師可在課前布置學生細讀《鶯鶯傳》和《西廂記》,讓他們思考《西廂記》是如何在人物、情節、沖突、主題等方面對《鶯鶯傳》進行創新和超越。接著在課堂上讓學生展開討論,最后,教師再加以點撥和總結。通過這樣操作,不但使教學水到渠成,而且也加深了學生對文本的理解。這種方法同樣適用于學生比較熟悉的文本的教學中。如漢樂府名篇《陌上桑》,被選入高中語文教材。學生對作品比較熟悉,要激發他們學習的積極性并不容易。但是,筆者想到《陌上桑》是由“桑中”母題演變而來的,此前的相關文本有上古時禹與涂山氏在桑中遇合的神話傳說、《詩經》中的“桑中”篇目、漢代以“桑中之事”為題材的同類型故事,如《魯秋潔婦傳》、《陳辯女傳》等。因此,在正式分析文本之前,筆者首先把上述文本列舉出來,并逐一作簡要的介紹。然后,筆者讓學生思考《陌上桑》在寫作手法和結局處理上,是怎樣對前代作品進行創新和超越的。通過這樣處理,學生對問題的探究欲望就被激發了,最后經過學生的討論和筆者的講解,結論的得出也就水到渠成。再看第二種情況,教師將古代文學作品與現當代文學作品、外國文學作品作比較,引導學生從主題、情節、人物、內涵等方面思考二者的異同。如漢樂府名篇《孔雀東南飛》,這也是一篇被選入高中教材的作品。對于作品的故事情節、人物形象、主題等,學生早已如數家珍。在這種情況下,筆者對授課的內容作了更深層次的處理。如同樣是分析焦母的形象,筆者將其放到東方文化中“母子一體”的文化現象中去分析。因為在古代東方,女性愛情普遍受到壓抑,無法張揚,于是將愛的力量注入兒子身上,而這種愛一般都伴隨著對其自由意志、獨立人格的剝奪,焦母就是其中的典型。在中外名著中,“焦母”式的女人還有許多,如《金鎖記》中的曹七巧、《寒夜》中的汪文宣母、《原野》中的焦大星母、《大雷雨》中的卡巴諾娃、《兒子與情人》中的莫萊爾太太,等等。因此,筆者引導學生把焦母與上述作品的人物進行對比,這樣學生的積極性也被調動起來,看問題的視野也會更加開闊。又如上古神話的教學,我國的神話可分為創世神話、始祖神話、洪水神話、英雄神話等,而外國神話,如希臘神話、希伯來神話、日本神話等,亦有相同的神話類型。因此,在授課的過程中,筆者把外國神話,特別是希臘神話中的相關篇目作了簡要的介紹,這樣處理既可以激發學生的閱讀興趣,促使他們課后主動去查找相關的作品閱讀;更重要的是通過對比,引導學生更深層次地思考中外神話在民族精神、人物形象等方面的差別。當然,這種教學法雖然能促進課堂的教學效果,但同時對教師文化素養的要求也較高,這需要教師在平時的學習中不斷提高自身的理論修養。最后看第三種情況。大學的教育與中學的應試教育有本質的不同,它更注重鍛煉學生的思維。筆者認為,要達到這個目的,學術的熏陶是其中的一條途徑。在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中,對一部作品或一種文學現象存在多種看法是屢見不鮮的事情,教師在講授古代文學史時,也會不可避免地碰到類似的問題。對于這種情況,筆者的做法是,把學界的相關論點列舉出來,引導學生去思考,將其作為鍛煉學生思維的途徑。如講授《古詩十九首》之一的《涉江采芙蓉》,關于該詩的作者,學界的說法有兩種:一是游子;二是思婦。這兩種觀點都有其合理性。筆者首先讓學生談談自己的想法,然后讓學生就以上兩種說法進行簡單的辯論。最后,筆者才把具體的學術觀點列出來,進行點評。又如漢樂府名篇《江南》,詩句十分質樸易懂:江南可采蓮,蓮葉何田田,魚戲蓮葉間,魚戲蓮葉東,魚戲蓮葉西,魚戲蓮葉南,魚戲蓮葉北。該文句雖然質樸,然其思想內涵則可有多重解讀,主要包括以下三種:第一種是朱東潤先生的“勞動愉悅說”;第二種是“愛情隱喻說”,以魚喻男,蓮喻女,說魚與蓮戲,實等于說男與女戲。持這種觀點的如游國恩的《中國文學史》、吉川幸次郎的《中國文學史》,聞一多先生的《說魚》等;第三種是“向往自由說”,持此觀點的有王富仁先生《魚,自由的象征》。筆者在講解時也是先讓學生談談自己的看法,然后再列舉上述三種學術觀點,并逐一講解,學生同時也可以對上述觀點進行辨析,逐漸形成自己的一些見解。總的來說,這種教法能讓學生體會到發現問題和解決問題的欣喜,既鍛煉了思維,又收到了良好的教學效果。

二、適當選講作品選以外的作品

古代文學課程可以分為文學史與作品選兩個部分,這兩個部分是不可分割的。在講授文學史的過程中,必定會穿插作品的講解。但是,某些作品因文學價值不高或在文學史上的地位不重要,往往未能納入作品選的編寫中,這對于學生全面了解作家創作的風貌是十分不利的。如郁賢皓先生主編的《中國古代文學教程》,這是一部將文學史概說和作品結合起來的教材。該教材在簡介李清照詞風時云:“前期詞多涉閨情相思,不乏清新優美之作;南渡后所作,每多故國之思與身世之感,風格一變為低回婉轉、凄苦深沉。”這段文字較準確地概括出李清照前后期詞風的差異。但是,在其后的作品選講時,卻只選取了李清照后期的詞作《聲聲慢》一首。又如在評價明代詩人李夢陽的詩風時,教材是這樣概述的:“……而以格調高古、風格遒勁、氣勢雄健見稱,詞意深刻而微婉。由于過分強調復古,其詩流于形式的模擬,缺乏創新,為世人詬病。”可見,李夢陽詩作的優缺點都是十分明顯的。但在選取作品時,編選者卻只選取了《秋望》一首,該詩抒發了感時懷古的幽情,風格雄渾勁健,慷慨悲涼,是李夢陽詩作中文學價值較高的一首。筆者以為,編選者若能再選取李夢陽一到兩首缺乏新意的模仿之作,那么學生會更好的了解李夢陽詩歌創作的缺陷。再者,某些文學樣式因為在文學史上的地位不高,導致很多作品選沒有把它們選入其中,這對于學生了解這些文體的面貌是十分不利的。如大多數文學史教材都有介紹話本小說與說唱文學章節,內容包括話本的定義、種類,諸宮調的定義及形式等。但大多數作品選只選取比較重要的作品供學生閱讀,如郁賢皓先生主編的《中國古代文學作品選》只選取了話本《碾玉觀音》,而諸宮調作品則無一篇入選。李道英、劉孝嚴二先生主編的《中國古代文學作品選》所選的作品較全,有《西廂記諸宮調》和話本小說,但所選話本小說全屬于小說話本,而講史話本和說經話本則無一作品入選。筆者認為,對于文學史教材已有提及的,但并沒有入選作品選的篇目,教師在授課時可適當列出一到兩篇供學生閱讀并講解。如說經話本,今僅存《大唐三藏取經詩話》,什么是“詩話”,教材是這樣定義的:“至于‘詩話’一體,王國維在所作‘跋’語種說:‘其稱詩話,非唐、宋士夫所謂詩話,以其中有詩有話,故得此名。’”又謂“就‘詩’與‘話’的關系看,‘話’是主體,演說蘊含佛理的故事;‘詩’是一種輔助手段,便于聽眾或讀者加深對故事的理解。”雖然教材對于“詩的解釋比較詳細,但是依然比較抽象,而目前大多數作品選都沒有選入《大唐三藏取經詩話》,哪怕只是其中一部分。筆者以為,既然現存說經話本僅存《大唐三藏取經詩話》一種,要使學生更直觀地了解話本中“詩”與“話”的組合形態,教師可以向學生展示《大唐三藏取經詩話》,并就其中的某些部分作簡要的介紹。中國古代文學教學改革是一個常談常新的話題,也是一項長遠而艱巨的工程,上述內容只是筆者在日常教學中所引起的一些思考和所作的微薄努力,旨在拋磚引玉,希專家能批評指正。

作者:孔杰斌 張春秀 單位:玉林師范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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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學生古代文學論文

一、中國古代文學課是留學生漢語言專業培養目標的要求

我們應該重視漢語言本科專業的本科教育的根本性質。漢語言專業是高等教育的一部分,承擔著對人的全面發展的教育的責任。所以,漢語言本科專業教育與我們的漢語國際教育還有一些區別,即它更應該具有大學本科教育的系統性以及育人性。崔永華老師在其論文中非常有見地地提出了留學生漢語言本科專業的美育教育和德育教育,這一點是非常難能可貴的。文章認清了留學生漢語言本科教育與單純的漢語國際教育即漢語教學的區別。對留學生進行美育和德育教育是我國大學教育的要求,而中國古代文學中優秀的文學篇目可以給學生這樣一種熏陶和培養。“在古代文學中學習中國語言之美,學習中國文人憂國憂民,淡泊致遠的精神操守,這對學生的人生觀、價值觀以及觸及中國文化的靈魂方面有著不可比擬的作用。”

二、對比國外高校的中文專業看中國古代文學課的重要性

在國內大學中文系的漢語言文學專業教學體系中,中國古代文學課或者中國古代文學史課程是一門專業必修課,是中文專業的重中之重。該課程一般有兩學年的教學任務量,由此可見,中國古代文學課程在中文專業中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那么國外大學的情況又是如何呢?
在歐洲,開展漢學研究較早的大學里,教授很重視對中國古典文獻的研究,甚至很重視培養學生對古文原典的解讀學習。在近鄰韓國,中國文學課在很多高校的中國語系都占有一定的地位。韓國大學里開設中文本科專業的學校現在超過了一百所,各大學的專業名稱不盡相同,有的稱作中國語言文化專業,有的稱作中國語專業,還有的是在中文系下面設立不同的專業方向,比如中國通商、中國語言文化等。這里談的主要是中國語言文化方向的中文專業的情況。筆者
2012
年曾在韓國慶南大學中國學部講授一年漢語,了解了慶南大學中國語言文化專業的課程設置。在大二和大三兩個學年中,學部為中國語言文化專業的學生分別開設了中國古詩選讀、中國古代散文、中國古代小說和中國古代文論四門課程,學時與其他專業基礎課等同,均為每周
3學時。通過對這四門課程的學習,中國語言文化專業的學生比較系統分項地學習了中國古代文學的知識,閱讀了經典的原典,同時對中國文學的特質以及主要的文學類型的發展有了大致的了解。學生們學習的文本是繁體漢字,這樣可以一邊學習古代文學一邊實現認知繁體漢字的目的,這對于中國語言文化專業的學生來說是很有必要的。韓國的其他高校也很重視古代文學課程。韓國學者文大一在其文章中列舉對比了首爾大學和成均館大學的中文課程。其中首爾大學在一年級開設中國古典文學探索,二年級開設中國歷代詩歌講讀,三年級開設中國文學史課程,文學類課程占總課程的
47%。成均館大學二年級開設中國文學史,三年級開設中國名詩鑒賞、中國小說概論、中國詩曲的理解等課程,文學類課程占總課程的
26%。有的學校在專業學習的初級階段概括介紹中國的文學概況,隨著學生漢語學習的不斷深入,在三四年級開設文學、詩歌等文獻閱讀課程,此階段倡導學生閱讀中國文學原著,切身感受中國文學的魅力。朱錦嵐老師提到韓國加圖立國立大學自
20 世紀 80 年代末,取消了畢業論文,代之以 5 門課的畢業考試,而這 5
門課中,有 3 門是必選課,包括中國文學史、古代漢語和現代漢語。2007
年畢業考由 5 門減少為
3門,即中國語、漢字和中國文學史。可見,在對中文專業畢業生的學科知識要求方面,中國文學史的內容絕對不可缺少,是在課程體系中占有很大比重的專業課程。同時外國留學生學習漢語言專業與中國學生學習外語語言文學專業相類似,都是以學習母語以外的其他語種的語言文化為基準的四年制本科學習。從國內外語專業的名稱來看,我們的外語專業的名稱都是語言與文學并重,如:
英語語言文學、日語語言文學、俄語語言文學等,專業的名稱就體現出了學習的內容,即要學習該門語種的語言也要學習用該語種成就的文學。例如英語語言文學專業的專業課程就一定要開設英國文學選讀、美國文學選讀或英美文學史這類課程。學生們通過對這類課程的學習,可以學習到經典英語作品,真正掌握該語言在文學方面的體現和運用,進一步增強其對語言的領悟。因此,外國留學生的漢語言專業中,中國古代文學課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三、中國古代文學是留學生探尋中國文化內核的一把金鑰匙

語言是工具,是載體,文學以語言為工具,展現豐富的人性以及一個民族的精神面貌。中國古代文學就是中國傳統文化精髓的一種映現。它對提升人的精神世界,增加人的文化底蘊有重要意義。“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失去文化精華土壤的語言是蒼白的,也是沒有深度的。季羨林老先生曾寫道:
“離開了內容,離開了語言的內涵,根本談不上什么語言。不涉及一個國家的歷史、文化、社會風習等等,語言是學不好的。這是學習語言的基本原理。凡是學習外國語言者,都必須把語言學習和文化學習結合起來。”中國文化的內核追求平和、含蓄、中庸,中國文人高潔的品性,憂國憂民的情懷,謙遜重義的處事準則都體現在古代文學作品中,這些承載著中國寶貴文化的文字都傳承著中國文化的血脈。“文學語句中包含著漢語本身的文化內涵及中國人的審美心理。中國古代文學以生動具體的方式體現著中國文化的基本精神及中華民族的價值觀念。”古代文學作品中深深地蘊含著中國的精神和中國的脊梁。外國學生學習中國文化,一方面體現在中國的飲食文化、民俗文化、建筑文化等方方面面,更多更重要的是體現在中國的哲學思想和文學精髓中。中國古代文學課就是這樣一門讓學生體會文化精髓的課程,它承擔了審美鑒賞與性情熏陶的美育任務。黃愛華老師認為“古代文學課是為了培養學生們講授、闡釋、鑒賞和分析中國古代文學作品的能力,進而借助文學這一載體傳播中華優秀民族文化的專業基礎課,它是通過對語言藝術的審美鑒賞進而吸收和理解中國文化,在傳授文化知識之外,通過文學作品的內容輻射出中華優良傳統的精神內核,通過作家的人格魅力和作品的藝術感染力集德育、智育、美育等多重功能于一身,具有獨特價值的課程。透過語言的外衣深入到一個民族的精神,這才是文化重要性所在。”誠哉斯言!
通過朗讀并學習陶淵明的田園詩歌可以讓學生在平淡醇美的自然風光中見詩人心情的恬靜,淡泊名利,在率真的白描中透顯深遠的精神境界,讓學生體會中國文人的精神情懷;
在白居易的現實主義詩歌中與詩人一同體會平民百姓的艱難生活,從而也培養學生對勞苦大眾的深切的同情心和情操;在易安詞作中領悟含蓄蘊藉,詞的委婉曲折并留有無限想象,好似中國水墨畫般悠長。這些都是屬于中國的文化經典,是中國文化的驕傲。

四、從中國古代文學的世界性意義

看中國古代文學課的重要性耶魯大學東亞語文系孫康宜教授說:
“以前,在比較文學系,不管是斯坦福,還是耶魯,選擇的經典不是柏拉圖就是莎士比亞,現在則中國文學也成了主要課程之一。”[6]這可以說明,中國文學正在突破障礙,進入更多研究者的研究范疇,中國文學從民族的變成了世界的。中國文學的研究應該站得更高更廣。文學在本質上是“人學”,人們對這個世界的感知,人們的喜怒哀樂通過文字的這種方式表達出來,記載著個體的情感波動,對生命對事物的認識。每個民族雖然語言文字不同,但是人心體驗這個世界的感情是相通的,因此各個民族用文字承載的感知體驗都是整個人類情感體驗的一部分。文學,體現了各民族的人性特征與感知的特點,也正是這種不同,顯示著本民族的卓然不群。中國古代文學作品中就非常完整地呈現出我們的祖先對這個世界的認知特征。我們應充分認識中國古代文學在當今世界中的價值。就目前世界漢學潮流來看,國外漢學研究專家的關注點在于中國傳統文化,語言是他們研究這一核心的敲門磚。而且,即使是以語言為主攻方向的國外中文系,課程設置中,中國古代文學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歐洲許多高校的漢文專業非常注重對中國古典文獻的閱讀,漢文專業的學生雖然人數不是很多,但是質量很高,有較好的漢語語言及文學功底。雖然我們的漢語國際教育事業提升學生數量是一項很重要的任務,但是也應注重對學生培養的“質”。從世界的角度看,中國古代文學成就輝煌,特色鮮明,是中國古代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整個人類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古代的“文學遺產”不僅是中華民族的文學遺產,也是全世界共同的文學遺產,中國古代文學理應與整個中國古代文化一道,得到進一步的推介,成為整個人類充分共享的文化遺產,為人類追求心靈的豐富提供精神資源。當今中國古代文學已經能進入世界文學的主流,世界范圍內開始關注中國古代文學,在這樣的大環境下,我們應該充分認識到中國古代文學的特殊意義和重要的地位,它就是世界文化寶庫中的璀璨的明珠,我們應該在漢語國際教育大體系中給古代文學以更多的重視,投入更多的力量,在教材出版以及輔助讀物方面應大力扶植這類的圖書。而不應當讓這顆明珠淹沒在如火如荼的漢語國際教學的浪潮中。我們在中國本土更應該給學習漢語言專業的外國學生以優秀的課程資源,讓他們在中國本土更好地學習中國古代文學。

作者:楊鶴瀾 單位:東北大學國際交流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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