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識字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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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個不識字的媽媽,“不識字”也是她經常掛在口中自嘲的一句話,每每說到書本,她第一個反應就是自己不識字,也會略帶傷感和自慚的說出來,“我,不識字哦”,讓人頓生憐憫,愧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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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風不識字,何故亂翻書”?清風真的不識字嗎?我心里是疑問的。在這里引用莊子的話說,“子非清風,安知清風不識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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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昨日英文指讀的經歷,我想試一下大寶的中文識字閱讀,畢竟和大寶讀了很多書,雖然沒有刻意教過他識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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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全班同學又開始進行識字300的檢驗,叫一次合格過關,李明翰是第一個過關成功,然后我和其他同學們陸陸續續進行了,我覺得我還行吧,可是我經過檢驗還是有3個字讀錯了,又經過練習糾正錯誤后,我也過300識字關,說明我平時學習還是不認真,以后我要仔細認真學習,讀書多識字不能馬虎。

1952年6月,我隨海軍政治部工作組去萬山群島外伶仃島,學習和總結萬虎守備團建島工作經驗。

不識字的媽媽有兩個本科畢業的兒子,識很多字,也認得書本、字幕,更能提出各種想法、要求,解說身邊大小事,評頭論足,在媽媽眼里,很是厲害,媽媽也就這樣仰慕著兩個兒子,只要他們在身邊,內心便是知足的快樂的,充滿安全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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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鼠鉆進書筒中,撕咬,咀嚼過了每一個字。那它就是識字嗎?其實不然,在當下社會,附庸高雅的人太多。他們只會說哪個字用的妙,哪個句子,哪篇文章的手法好而已,這便已經是他們的極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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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我找了本《學前快讀600字》,讀了第一篇的小故事,我驚訝的發現5頁的內容,他只有“妹”、“樹”、“邊”、“也”幾個字不確定,但我稍微教一下很快就記住了。

24日早6時由北京前門火車站乘車,經36個小時,25日晚7時到漢口。長江隔斷了鐵路,乘輪渡過江,晚11時換車繼續向南,又經30多小時,27日早晨到達廣州,全程3天3夜。一路上,我直覺得慢,叫人著急,人們想快,卻快不了。這就是剛從舊中國脫胎出來,三年國民經濟恢復時期的歷史氛圍和人們的生存狀態。如今,由北京去廣州,高鐵朝發夕至,中途也無須換乘,與當年66個小時比,幾乎可說是瞬間到達。

不識字的媽媽還有個做單位小領導的老公,學歷不高,但也識得很多字,年輕時就靠自學考得執業證書,也行走了半世紀的江湖人情,挺了不得的,媽媽也就這樣追隨著老公,不用去為生活提議,也不用絞盡腦汁想出任何意見,因為不識字,媽媽可能自認為連想法都是沒有字的,自己只需要做家務就足夠了。

?而真正的識字之人,他不會做文字的信徒,不會到廟里求一簽,便要作罷。他會在每個日日夜夜里翻轉每一個經筒,來膜拜另一個真正識字之人的心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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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之前在我給大寶一起讀故事的時候,他也會指著上面的字問我是什么字,讀英文的時候他會指著問我是什么字母。

6月29日下午,我們再由廣州乘小火輪經西江,夜間航行12個小時,到達石岐,也就是今天的中山。正值海上早潮,潮水涌進西江,淹浸街道和碼頭。天剛亮,街上已經熙熙攘攘。茶樓里吃早茶的,談生意的,喧嘩熱鬧。婦女挑著菜擔子沿街叫賣,她們穿著香云紗黑色圍裙,胸前是白線繡的花草,越發顯得“黑里俏”。街的兩旁各有幾棟新屋在建造,斧錛、拉鋸聲不絕于耳。生活節奏有緊有松,熱烈紅火。

不識字的媽媽也有一個成長中的小女兒,高中在讀,陪伴在媽媽身邊的日子最多,精神上已經是成為第二個“媽媽”了,要是媽媽也是個“識字”的人,估計兩人很難分辨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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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說清風是識字的,倒不如說清風是懂人心的。他知道寒暑的交替,知道四季的變換,知道人們內心深處那至高無上的心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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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字敏感期我只是“喂”他大量的書,沒有測算過他的識字量,中文字他認識了不少,英文字也是一樣。昨天他自己在玩我幫他打印的卡片游戲,游戲里就有教小孩子識別he、she,they,it等,還有is,are
,他居然全部做對了,這是我之前沒有注意到的。

從石岐到唐家灣團部還有五十里,沒有公共汽車,我們分別搭坐在十幾輛自行車的后座,由老鄉蹬車在沙石公路上飛馳。工作組領隊、海軍組織部邊疆部長也沒有例外。老鄉自豪地說:“大軍同志,莫小看了我這‘二等’!過去,到唐家只有羊腸小路,木輪牛車。解放了,修了公路,有了自行車,進步了!”

說來挺搞笑的,媽媽身邊的都是識字的人啊,幾乎年過半百了怎么就還愿意掛著自己的“不識字”為口頭禪呢?難道她就是真的不識字嗎?(是的,根本就是和初識時候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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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可以安撫人心,安撫那些執著于名來利往的心靈,安撫那些真正識字而不被他人所的文人墨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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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還是忽略了大寶很多的進步,今后我得加強對孩子的成長觀察和記錄,對他的中英文識字也要開始適當的引導與復習了。

唐家灣,一個不大的漁碼頭,有一條石街,幾家魚貨鋪,進出萬山群島都須經由此地。你絕想不到,這就是今天珠海市的起點。石街中間,倒是有幾家漁欄主的大屋,高墻,深院,廳堂,天井,十分氣派。團部駐扎在一處漁欄主的大屋里。走進團部,四處都是標語,字旁標有注音符號。部隊正推廣祁建華“速成識字法”。邊疆部長稱贊說:“這樣好,便于同志們隨時隨地識字、學文化。你們響應軍委號召,聞風而動,向你們學習!”

身為她的兒子,有必要做個深度的自我反??!媽媽窮極大半輩子,照顧家里,好不容易養養成有文化的子女,卻一點也不見他們來感激,來回報,就完全繼承了媽媽那不求回報不提要求的傻性格。很是責備自己,為什么20多歲了現在才意識到這個問題,以往這么多陪伴在身邊的日子里,竟然也沒有一點點教會媽媽識字,看書。而是真的就一頭扎進義務教育中為高考為上大學在讀書,絲毫沒有學以致用,去豐富身邊的事物,去改變身邊組成,包括媽媽,讓媽媽成為識字的人。我內心是自愧的,這些年讀的7書都白學了,連家庭中的情況都沒有完善好!

20多天前,1952年6月1日,中央軍委號召全軍指戰員“向文化大進軍”。動員的力度很高,依據指戰員普遍文化程度低的實際,目標卻很實在,第一步掃除文盲,下一步就可使工農出身的同志粗通文字。當時不知道這是經毛澤東反復修改后發出的指示。早在1950年8月1日,毛澤東曾專就開展文化教育親自起草文件,要求“在今后一個相當時期內著重學習文化……使軍隊形成為一個巨大的學?!?。上世紀80年代,我在海軍檔案館查閱到,1952年11月21日,毛澤東批閱海軍副政委劉道生關于部隊學文化的來信原件,信中報告:“各地機關、島嶼部隊文化學習是正常地向前發展,形成高潮。到年底可完全消滅文盲?!泵珴蓶|高興地用紅鉛筆在句旁畫了一道粗線。劉道生繼續報告說:“先提高了文化再來學技術是方便得多,進步快。一批文化水平低的同志均系從陸軍調來的骨干,不提高他們就無法貫徹以工農為骨干、解放軍為基礎的建軍路線,就不能真正成為名副其實的人民海軍?!泵珴蓶|又在句旁畫了一道粗線。有多少國務緊要大事擺在毛澤東案頭,他卻專揀此件審閱,對工農戰士命運的關注,躍然紙上。

此時的中國,首先要解決幾億人的吃飯問題,而且,美國糾集16個國家的大兵壓境,要把新中國“扼死在搖籃里”。但是,中國人按照自己的節奏,適時開展文化建設,規模之大,全民動員,史無前例。具有何等遠見,何等氣魄!

7月1日中午,我們乘“先鋒”艇去外伶仃島?!跋蠕h”艇是一艘木殼巡邏小艇,原只在珠江內河航行,人民海軍成立后的第一個戰役中,為“服從革命需要”,“先鋒”艇作為出海作戰的主力艦艇,為解放萬山群島,立下赫赫戰功。

海茫茫,霧漫漫,一陣鈴聲響過,外伶仃島從霧里“鉆”了出來。

外伶仃,軍用地圖上的代號“二零零”,邊陬小島,由守備團第二連駐守。資料介紹:少有人煙,沒有建筑物。應該只有茅寮、野戰工事,但是,眼前卻見整齊的碼頭、平直的沙石路、白色營房、圓形碉堡,遠遠超出我們想象。

上島后,戰士們引我們到沖涼房,說道:“外伶仃的‘自來水’,盡管用!”

暑天海上航行后,渾身汗濕發粘,有淡水沖涼,沒有什么比這更愜意的了,在四面是咸苦海水的小島,幾可說是奢侈享受!戰士們把長長的竹子辟成兩半,一節一節聯起來,從山上引來泉水,長流不斷。

三幢營房坐落在萬綠叢中,四面通風,不算寬敞,但涼爽舒適。連長是“四野”的老兵,從白山黑水到天涯海角,用腳板丈量過大半個中國。他笑著說:“我們過去是‘灶王爺貼在腿肚子上——人走家搬’,海軍可是修了廟才能夠進菩薩,在海上保障戰斗力,就要有陣地,有住處,有給養?!?/p>

營房,陣地,“自來水”,是他們披荊斬棘的最好詮釋。

工作組和戰士們同吃同住半個月,邊疆部長作了《島嶼工作研究》總結,結束了調查研究,離開外伶仃。我留下來幫助連隊進行文化教育,分配在一排三班。頭幾天夜晚,輪到我站崗,班長王興業總是“帶崗”,其實,他只是為陪護我。他向我說:“南下行軍途中,走在前面的同志背包上掛著生字片,我一路走,一路學。一個字、一個字地‘摳’,好歹認識了自己的名字。我本來被挑去學飛行的,可惜,文化程度太低,刷下來了!”

他有點羞澀地說:“我老家在黑龍江呼蘭河。我娘死得早,我13歲給人扛活,當‘半拉子’,只掙一半工錢。共產黨來了,窮棒子翻身了,分地了,娶媳婦了,心里奔著‘三十畝地一頭牛,媳婦兒子熱炕頭’,可是保衛翻身果實打老蔣也不容含糊啊,炕頭還沒有捂熱就參軍了,從冰天雪地走到‘三個蚊子一盤菜’的南國海島。我得趕緊學會寫信,把只能就著耳朵根子給媳婦說的話寫給她?!蔽倚χf:“我包你一個星期就能夠寫信。你媳婦都等急了!”他滿心歡喜地說:“嗯哪,那敢情好?!?/p>

我想起了30年代作家蕭紅的《生死場》和《呼蘭河傳》,魯迅先生說那是寫出了“北方人民對于生的堅強,對于死的掙扎,力透紙背”。眼前這個漢子,不就是中國農民命運的縮影嗎?

王興業還說:“班里同志都想識字學文化,又擔心學不會,信心不足。好比‘老牛掉在井里,有勁沒處使’。你得幫他們把積極性調動起來?!?/p>

戰士郭仁華,大軍南下時參軍的農民,班里年齡最大的一個,什么工作都搶著干,只是一聽學文化就打怵,推脫說:“我腦子笨,學不會。我家祖輩子都沒有讀過書,筆桿子在我手里不聽使喚,我寧愿掄鎬頭,也不拿筆頭!”

戰士梁雙,廣東兵,新參軍,嚷嚷說:“我哋鄉下人去外面‘撈世界’,做小生意,賣勞力,費勁巴拉,不認字,不會算賬,盡吃虧。識了字,就不會受欺負了!”

祁建華創造的學習方法,以注音符號為拐棍,幫助人們在很短時間里認識了幾百個漢字。過去,兒童啟蒙學習,要求熟讀《三字經》《百家姓》,強識字,正讀音,由熟讀到理解。祁建華的方法發揚了這一傳統。我在教學實踐中,還發現戰士們很難記住單字,但是,如果兩個或幾個單字組成一個詞組,或組成一句話,就能記住了。這是成人和兒童學習的區別。戰士們學會識字了,急于給親人寫信,卻無從下筆,著急地問:“怎么寫呀?”我告訴說:“你想說什么話就怎么寫?!庇谑?,“寫話”一通百通。戰士們歡天喜地地說:“我第二次翻身解放了!”

前沿海島不安寧,外伶仃島距離香港僅6000米,竊據香港的英國當局,每天都派飛機竄來低空偵察、挑釁。二連僅有幾門山炮、一挺高射機槍,是二戰時美國造的過時裝備,自然是“運輸大隊長”蔣介石送來的。戰士們只能靠常備不懈彌補不足。一有警報,不得不放下書本跑陣地,正在進行的文化課常常被打斷。

7月25日晚8時,從澳門方向傳來炮聲,澳門與外伶仃咫尺之間,連隊立即進入突發事件戒備。先是晚6時10分,竊據澳門的葡萄牙的哨兵,把邊界關閘與我軍哨兵之間的拒馬向我方推移,我哨兵嚴辭勸止,不聽,反擁來9名雇傭兵,越過邊界線將拒馬更向前移,還持槍刺傷我哨兵手指。我哨兵還擊。葡軍竟于晚8時向我拱北境內開炮。

當時華南解放時,中國政府決定對港、澳“長期打算,充分利用”,以利于沖破美國封鎖?,F在,事發突然,是個別偶發事件,毛澤東指示“大國從嚴,小國從寬,對葡萄牙可以寬大處理?!逼习漠斁终埌拈T的中國愛國人士斡旋,設在中山縣的邊防第五局接待了他們。但葡萄牙人竟于28、29、30日連續挑釁,向拱北開炮。8月2日,邊防五局奉命關閘封鎖,斷絕對澳門的供應。葡澳當局陷于惶恐。

我們在外伶仃密切關注事態發展,王興業憤慨地說:“葡萄牙人是‘瘦驢拉硬屎’,不知道今日中國已經不是昨天的中國。殖民主義者只認得拳頭,只有把他打趴下才會曉得‘馬王爺長幾只眼’!”

8月23日下午,葡澳當局終于派經濟局長為代表到中國邊防五局遞交道歉書,表示賠償中方損失,葡澳哨兵退至關閘拱門以內。

無獨有偶,9月24日夜,從香港駛往澳門的客輪違規越過航線,為規避中國公安人員檢查,加速逃逸。中南軍區海軍“Y-2”掃雷艦開槍示警,命令它停船,將船帶至垃圾尾島海面檢查,查獲一名偽造人民幣的罪犯。25日清晨,港英兩艘軍艦偷偷摸摸侵入垃圾尾海域,夾護客輪逃走。垃圾尾守軍給予懲罰性炮擊。第二天,香港報紙抵賴說,英國軍艦并無侵略意圖,只為掩護客輪離開,遭到垃圾尾中共軍隊4發炮彈轟擊,3發擊中軍艦甲板。

這些事件雖屬偶然,卻是外部敵對勢力仇視新中國的必然。蔣介石集團也趁勢作亂。珠江口“六門”海面,歷來海匪猖獗,匪首號稱“大天二”,自詡上天第一,他第二。國民黨特務與之相勾結,成為政治性海匪,以香港、澳門為淵藪,時時襲擾漁民和商旅。一天,得到漁民報警,王興業帶領三班借老鄉的漁船追擊,海匪駕駛機帆船迅速逃進香港海面,依靠搖櫓的漁船追趕不及。王興業氣憤地向我說:“我原想,仗打完了,就回去經營那‘三十畝地一頭?!?,可英國人、葡萄牙人就矗在跟前,臺灣還有蔣介石,‘大天二’還在海上,這仗還沒有打完!你幫我寫個報告,要求上級發給機器船,一定要剿滅‘大天二’!”

我說:“你會寫了,自己寫呀!”

“怎么寫呀?”

“把你剛才說的話寫出來就是了?!?/p>

王興業用多半天時間,寫出了報告。

戰士們就是在這種頻繁戰斗中,堅持文化學習。戰士們瑯瑯的讀書聲,讓附近的老鄉坐不住了,紛紛爭先恐后參加識字學習。識字運動由軍隊推及到全民,當年就有5000萬人脫離文盲狀態,其深遠意義,自不待說。毛澤東稱贊祁建華是“名副其實的識字專家”,劉少奇稱贊他是“當代倉頡”。經毛澤東舉薦,祁建華從一個普通文化教員,被任命為以郭沫若為主任的中國掃盲委員會副主任。他的榜樣激勵我們向工農大眾傳遞文化,奉獻人民。1957年以后,祁建華受到不公正對待,在極端艱難困頓中,仍然依照毛澤東“文字改革要走世界共同的拼音方向”的意見,針對流行的拼音方案的不足和缺陷,研究出“拼音新案”,并在身邊群眾中試驗,證明了它的優越性,只是沒有能夠推廣。經歷煉獄般的磨礪,祁建華越顯新中國知識分子不改初心的赤子之忱和顛仆不蹶的堅強。

我在外伶仃3個多月,戰士們從叫我“楊文教”,到給我起了個諢名,直呼“羊羔子”。后來,我又轉去更前沿的擔桿島和垃圾尾島、娘鞋島幫助戰士和漁民學文化。離開外伶仃時,梁雙和幾個廣東戰士連夜捉了一條蛇,做了一鍋蛇肉粥“犒勞”我,為我送行,還把整條蛇皮翻轉來穿在竹竿上晾干,送給我作紀念,我至今保存著。二連的同志集體為我請功。我既高興,又惶恐。我回到北京后,寫了篇通訊《在海島上》,海軍文化部李林副部長推薦給《新觀察》雜志,主編打電話約我去編輯部,詳細詢問海島戰士的文化學習和生活,在《新觀察》刊載了那篇通訊。對新中國初期那場文化建設,從毛澤東到普通知識分子,無不義不容辭,責無旁貸,盡其所能,竭力而為。

以后許多年,我和王興業、郭仁華、梁雙一直互通書信。王興業告訴我,他被保送海軍速成中學,又進了軍事技術學校,徹底放棄了“三十畝地一頭?!?,成了海岸炮兵軍官;郭仁華復員,回到荊州老家,帶頭辦起了農業合作社;梁雙也復員了,真的從商“撈世界”了,為國家貿易去世界市場打拼。他們都實現了華麗轉身,他們命運的改變,從識字開始,從新中國那場“向文化大進軍”開始。歷史學家敘述新中國歷史時,對于那場識字運動無論怎么估價都是不過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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